自东汉以来，“留犊”作为为官清廉的代名词被世人传诵，时苗也作为古代清官的典范被人们推崇。各地官员、百姓以各种方式纪念他、膜拜他；历代文人、画家作诗绘画歌咏他、赞颂他；《蒙求》《龙文鞭影》《幼学琼林》等启蒙读物崇其为标杆，教育后人；后蜀皇帝孟昶将其廉洁品德定为法规，颁令效行他。

时苗生于东汉末年，河北巨鹿（今邢台市平乡县）人。魏郎中鱼豢所撰《魏略》将其列入《清介传》中。所谓“清介”者，即“清正耿直”也，其中的赞许、激赏和钦敬之意不言自明。到了宋代，史学家裴松之为《三国志·魏志二十三》作注时，依据魏本为其挥洒了320字。注曰：

“出为寿春令，令行风靡……始之官，乘薄軬车，黄牸牛，布被囊。居官岁馀，牛生一犊。及其去，留其犊，谓主簿曰：‘令来时本无此犊，犊是淮南所生有也。’群吏曰：‘六畜不识父，自当随母。’苗不听，时人皆以为激，然由此名闻天下。”

从文中可以清楚看出，“去官留犊”，不贪分毫，正是时苗风靡天下、青史流芳的主要原因。

除此之外，时苗的家乡和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安徽寿春（今淮南市寿县）也都记载了这件事，或可与其相互补充和佐证。《顺德府志》记曰：“初之官，用牛牵车至县，岁余生一犊。及去留之，谓父老曰：‘是尔土所生也。初来无此，不可以归。’”《寿县志》则曰：“教民有法，平昔以廉守自儆，在官之日，不外观，惟一牝牛，驾轻车而已，踰年，牝牛生小犊……吾不敢携归乡闾也。民感其意，相送于道。”

尽管生离死别的小牛犊肝肠寸断、哀鸣不已，尽管百姓万分诚恳，甚至不惜“攀辕卧辙”力劝其将小牛犊带走，但都没有使“铁石心肠”的他改变主意，毅然决然地挥手远去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当时的人们都认为他太过偏激，有悖常理，可他却认为这是天经地义、理所应当之事。那么，两者之间何以会产生如此截然相反的认知呢？或许，“清介”的盖棺之论可以助人窥知其意。

裴注曰：“扬州治在其县，时蒋济为治中。苗以初至往谒济，济素嗜酒，适会其醉，不能见苗。苗恚恨还，刻木为人，署曰‘酒徒蒋济’，置之墙下，旦夕射之。”说时苗乘着一辆破旧的牛车，跋山涉水来到寿春赴任，简单安顿即去拜访治中蒋济，因其扬州郡治所就在寿春，故而蒋济是他的上级领导。新官上任，先来参拜上司，这既是“礼”，也是官场惯例做法。

让时苗想不到的是，这个在他心目中可堪“顶天立地”的蒋大人，竟然喝得酩酊大醉，根本无法接见前来报到的下属，让满腔热情前来谒见的时苗顿时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，他认为这不仅是蒋济的无礼，也是赤裸裸的渎职行为。于是愤懑不已的时苗回到县衙，制作一个木人，上面刻有“酒徒蒋济”字样，将其放在墙角，每天早晚必引箭射之。尽管大家都认为他的行为不够“君子”，但他丝毫不以为意，每天照射不误。

后来，时苗离开寿春，“还为太官令，领其郡中正，定九品，於叙人才不能宽，然纪人之短，虽在久远，衔之不置。如所忿蒋济者，仕进至太尉，济不以苗前毁己为嫌，苗亦不以济贵更屈意。为令数岁，不肃而治。”这时苗除了为令，还担任其郡的“中正”，这是品评鉴别官员优劣、平定官员等级的官职，为上司选拔任用提供依据，对官员的升迁有很大话语权。

这时的时苗仍然原则性极强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铁面无私，刚正不阿。哪个官员的缺点、私弊和短处，即便时间过去很久了，他的心里仍然记得清清楚楚，决不会轻易原谅和放下。后来蒋济担任三公那样的高官，时苗仍不改变自己的看法和态度，更没有巴结和阿谀之意。

“教民有法”“廉守自儆”“令行风靡”“不肃而治”“攀辕卧辙”“相送于道”，等等，这些满含敬意和正能量的词汇，充分显示出时苗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。事实也正是这样，“留犊池”“留犊坊”“留犊祠”“留犊祠巷”千百年不衰，这就是最好的说明。

时苗的清白、方正、耿直，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，在东汉末年世道衰微、人心不古的时代背景下，显得弥足珍贵。“时苗留犊”的背后，显然是有壁立千仞、凛然难犯的“清介”为根基的，否则，无源之水必难远，无本之木必难长。时苗的清介，无异于一面人生明镜，在它的面前，历代官员均可以此为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