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底什么是中华美学精神？如何提炼、概括其精髓？中国传统美学博大精深，内涵丰厚，对其精神实质的认识则是见仁见智。从不同角度、侧面去探究，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。中华文化传统源远流长，几千年的文明积淀下来，可以继承发扬、在新世纪进行“转化性创造”的思想和精神财富车载斗量。笔者以为，要理解“中华美学精神”，必须联系整个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。这是因为，从根本上说，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审美文化。它把整个宇宙自然和人世社会看成一个生机勃勃、气韵生动、充满生命和情感的世界，一个“大美”与“大善”的世界，人在这个世界上可以“参天地，赞化育”，与天地万物齐一，在精神上、心灵上达到高度超越而具有现实精神的境界。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审美特质决定了广义上的“审美”是其本质。也就是说，中华美学精神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。

理解中华美学精神，得从中国人看待宇宙自然的宇宙观和看待人生社会的人生观层面，来探寻其最根本的特质

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审美文化，中国传统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美学理论。反之，中国传统美学是一种哲学一种人生观。因此，理解中华美学精神，不得不“从头讲起”，从中国人看待宇宙自然的宇宙观和看待人生社会的人生观层面，来探寻其最根本的特质。

如前辈学人所指出的，中国古代哲学对于“本体”的思考和感悟是此世的、现世的。中国哲学是“一个世界”的哲学。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文化那样与此岸分离的彼岸世界。形而上就在形而下之中，超越就在现世之中，彼岸就在此岸之中。古人以“天人合一”的观念建构了包括宇宙、自然、社会和个体的人在内的“天人图式”，社会和人世受自然宇宙的影响、控制和决定，即由“天道”所决定。“天道”的“天”是某种自然性的规律、法则，它有着不可抗拒的神圣性；另一方面，人的行为、德行、人格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又可以对“天道”有所影响、改变。好的行为感动“上苍”，降下甘霖或出现某种“祥瑞之兆”；而恶行则招致“天怒人怨”，上天降下灾祸对人予以惩罚。因此，“天”与“人”是交会感应的，宇宙非冰冷的物理存在，而是充满生机情韵的有情世界。

在这样一个有情的世界中，人便是要以自己充满主动精神的实践作为去迎合并体现和展示出“天道”。正因如此，人可以“参天地，赞化育”，地位崇高。人的主体性一直得到高度强调，特别是在儒家思想中，积极入世，建功立业，从来就是主流。当然，不仅是要建立功业，德行也更是儒学所强调的。但无论道德或是功业，都有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，一种“乐学”“乐生”“乐活”“乐道”的精神，也就是以一种审美精神作为底蕴或基础。所谓“孔颜乐处”，是强调在任何境遇之下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“乐”。孔子言，“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”，便是一种“乐生”精神。而孔子最为称道的学生颜回，生活拮据，饮食简单，身居陋巷，别人都替他难过，他却“不改其乐”。这里，苦依然是苦，并非以苦为乐，而是身处苦中，却有一种内在精神支撑，以至于处于困苦之境依然能够真心悦乐。

这种“乐学”“乐道”“乐生”精神背后，便是一种有情宇宙观的支持。

在中国古人看来，世界由阴阳两极对立统一运动变化而生成，阴阳五行周流圆转，生生不息，相生相克而成万物。古人讲“道”，以道作为世界“本体”“本源”——老子所谓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。但“道”并不在世界之外、之上，而是就在世界之中，甚至就是世界本身。所以“道之为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；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”庄子认为，道是“有情有信，无为无形；可传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见；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；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；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，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；先天地生而不为久，长于上古而不为老。”然则道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，既是世界的又是超越的。

中国哲学所言的这种物质性的世界并非物理事实的世界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世界。这个世界固然是物质的，却并非冷冰冰的物理现象，也不是在人之外、之上，支配人、统治人的异己力量。相反，这个物质世界与人之间有一种精神、情感或心灵上的互通互感。天地有德、有情、有信，在活泼昂然之中蕴藏着无限的生机。此所谓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是也。因而它也是一个美的世界。庄子曰：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时有明法而不议，万物有成理而不说。”在庄子这里，世界的三个维度——空间、时间和运动着的物质都有了情：从空间看，宇宙空间所组成的“天地”是一个生机流转、大美俨然的世界，天地有大美，却无言自在，如王维诗曰：“木末芙蓉花，山中发红萼，涧户寂无人，纷纷开且落。”芙蓉开在山中，花红花落，有情有信，却并不张扬言语。因此，这与西方“太初有言”完全不同。大美不言，自在充盈。从时间看，正因为天地有情而无限，世界才可以从无而为有，所谓“有无相生”“有生于无”是也。宇宙无限，而人生却短暂而有限，人才有那么多形而上之感喟叹息，“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”，人才可以“为天地立心”，可以化瞬间为永恒。有了充溢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，有成理而不说的宇宙世界，人才会创造与自然世界共感和鸣的“曾点气象”，才会体会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的大美无言之境界。

经过种种艰苦的修养和提炼，日常生活具备了审美化、精神化，甚至神圣化的可能性

既然形而上的追求都只是在此世、此岸实现，既然世界只有一个，没有像西方那样分割为现象与本质、此岸与彼岸两个有着巨大鸿沟的方面，则对于中国人来说，生存的意义和目标便也就在此世、此岸，就在生活的当下过程中。

每个个体都生活在当下，因此，人生的目标、意义、价值也就在当下。但是，另一方面，当下的生活是短暂的。人生苦短，生命有限，如何能抓住有限的生命，使之超越短暂，达于永恒的无限之境，也是每一个人所关心的。

中国人的超越观是通过身心两方面实现的，一方面是肉体生命的延续，即家族的繁衍、绵延，另一方面通过树立德行、建功立业、著书立说，从而创造出能够长存于世的精神价值，在肉体死亡腐朽之后把精神留存于世，并传之后代，即所谓“流芳百世”。

对于当时当下的人生，中国人的态度是洒脱逍遥，通过暂时超脱日常生活的庸碌状态而达于心灵的自由境界。换句话说，中国人的生存观是一种现世的逍遥观。所谓“曾点气象”，如朱熹所言，便是“不规规于”具体的日常事务，把自己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，在与自然山水的亲近、体认之中，达于胸次悠然、气韵周流、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境界。这既是一种“不关心的满足的艺术精神”(徐复观语)境界，也是一种道德上的完满自足、人格达于极致、从而能够体认宇宙自然之“本真”特质的心灵境界。它既在世又出世，既疏离又关心，既是个体生命向自然的体察，也是在自然之中建立的一种新的社会关系。

在这一点上，儒家与道家的差别并不是那么巨大。众所周知，庄子的逍遥游境界便是一种“无待”之境。所谓无待，即无所期待、无所牵挂、无所持守。《逍遥游》里的大鹏，由于体量巨大，活动范围也极其广大，因此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崇高感，气势磅礴的压迫感。“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，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”。即便如此崇高巨大、动人心魄的大鹏，在庄子那里也未达于最高的境界，因为它仍然“有所待”。在庄子看来，真正的逍遥游是一种“无待”的境界，这是一种超越了经验世界、只能以理性去把握的境界。但这种理性并非西方哲学意义的纯粹理性，而是积淀了感性情感和想象的理性，因而更接近于现代所谓审美直觉或审美判断。这种“无待”之境，一方面包含并超越了大鹏的崇高、博大、雄浑，另一方面，又有一种深沉的人生智慧，能够审时度势。就像庄子笔下那“无用之用”的大树。大树在惠施看来大而无用。但庄子却由这种“无用”之中发现了巨大之“用”：“树之于无何有之乡，广莫之野，彷徨乎无为其侧，逍遥乎寝卧其下。”如此一来，大树之用便成为一种超越具体日常生活，即不再“规规于事”的审美之用，而大树也成为逍遥游世、自由超越的审美意象。

生活大多是现实的、世俗的、物质性的、平凡的，很多时候是具体而琐碎的。但是，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之中，中国人还是登山临水以遣怀，画船听雨而逸兴，在杨柳弯月下歌诗，于雪落无声处赏景，以这些暂时脱离日常生活的行为求得一种对日常生活的“疏离”，从而寻求一种现世的精神自由与超越，使平庸的、琐屑的日常生活又具备了超越的可能性。就在种种日常生活的烦琐之中悟得本体，在各种纷扰缭乱的世俗行为中求证大道，亦即禅宗所言“平常心是道心”，担水砍柴无不是“道”。经过种种艰苦的修养和提炼，日常生活具备了审美化、精神化、甚至神圣化的可能性。